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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(4)
 孩子的心里也不是空的,莉莉对我说,我很恼火。我把面包放在厨房间的桌子上,迅速将连衣裙从脑袋中出,就像从口袋里出一条手绢一样。一切就此开始了。两年时间,除星期之外几乎天天如此,总是急匆匆的,只在厨房间里,我们没有碰过铺。我打发我的母亲去商店,有时排着长队,有时排着短队,她从没有逮住过我们。

 除了我,厂里只有三个人敢参加莉莉的葬礼。说两个人过来也行,是包装车间的姑娘。所有其他人都不想和逃跑的结局有关联。第三个人是内罗,他是受托过来的。两个姑娘中有一个指给我看莉莉的继父。他手里拿着一把黑色雨伞。那一天看不出天要下雨,碧空如洗,墓地鲜花随风飘出芳香味,不像雨前那么刺鼻了。苍蝇们飞到鲜花丛中,不像雷雨前那么纠不休地飞到一个人的头上。在这样的天气中带把雨伞,究竟使一个人变得高贵还是伪善,我无法做出决定。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他让自己变得陌生了。他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很相像,也很像一个善走歪门道的骗子,每天的散步可以在同一时间将他带到墓地,但他不是过来看鲜花的。

 内罗带来了一束野豌豆花,那是一束弄了的白花。他手中的花茎上有雪,和那把黑色雨伞一样显得不伦不类。我走到莉莉的继父跟前,向他作了自我介绍。他感觉到我是谁了。

 您很熟悉莉莉吧?

 我点点头。或许他在我额前的空气中看出,我想到了他的厨房间爱情。他感觉和我很亲近,甚于我对他的亲近感觉,他俯身准备拥抱我。我木然站立着,他只好重新站直身子。他的雨伞在后退时晃动着,这时他伸手向前打招呼,他的胳膊弯曲着。他的手硬邦邦的。我问:

 莉莉看起来什么样子?

 他忘记了雨伞,结果雨伞滑落到他的手关节处。到最后一刻,他拇指抓住了它。

 那具木棺材下面是一具锌做的棺材,他说,它已经被焊接好了。

 他只是抬起下巴,眼皮一动不动地低语道:

 您瞧那儿,右边过来第四个,是莉莉的母亲,您过去好了。

 我走到黑衣女子那里,他把她称作莉莉的母亲,而不是称作我的子,这一点和厨房间爱情相称。她和莉莉共享了三年。她马上依次伸出她两边黄脸颊,我嘴吻得很外面,几乎吻到她那件黑色头巾上了。她也发觉我是谁了。

 真的吗,您也知道了。一名军官,她就没有理智了。

 我想到了厨房间。那么她想到什么了呢。趁哀悼者绕地一圈的时候,内罗将他的白色野豌豆花扔进了棺材和事后的一团泥土中。在他碰到那具棺材之前,我至少可以将那团泥土砸到他的身上,至少是那团泥土。他朝我点点头。我不知道,莉莉的母亲后来感觉到了什么。

 莉莉应该听到您的话了。您最好现在走吧。

 她的恨没有了。他打发我到她那里去,我就去了。她把责任推到我身上,打发我走,我就走了。这两个人怎么会这样呢,我为什么不能说:

 您听着,我想待多久就多久。

 地上可以看到很多莉莉乡下亲戚穿着丝绒鞋,鞋子上绣上了叶子图案,白色袜子在脚趾和脚后跟的地方被泥土弄得很脏。在他们后面是内罗,他嗫嚅道:

 嘘,您有火吗?

 他握着的手里有一支烟,过滤嘴从拇指旁出来。

 这里不是抽烟的地方,我说。

 为什么?他问。

 我觉得,你很容易激动。

 你不激动吗?

 不。

 别说了,碰到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放声大哭。

 哪些事情?我问。

 哦,面对死亡。

 你不是负责意大利的吗,可莉莉只想到加拿大去。

 你疯了吗?

 你说,你脑子里可以容忍一切,甚至一新土吗?

 我们俩就这样舌战,声音越来越大。然后,一拐杖碰到了我的踝骨,那个穿着丝绒鞋的老人说:

 该死的,竟有此事,如果你们想吵架,那不是在这里。

 我的心在脑海里跳动。我作了一次深呼吸,改变自己的语调说话,好像我自己很平静:

 我们感到很抱歉。

 我让内罗在老地方待着,自己却离开了。莉莉那一排有一个墓地,上面的泥土还没有凝固。一个崭新的木十字架,后面是一个黏糊糊的盘子,我无法相信,自己竟然为了内罗还说什么抱歉的话。

 为了制服恶魔,人们在死者去天堂的路上给他们送上吃的。在第一个夜里,灵魂从背后途经地狱悄悄地来到天堂。莉莉的母亲也给了莉莉一只盘子。在一堆长方形泥土中,墓地猫在夜里找东西吃。在石块铺设的主道上发出的回声要比墓地旁铲子挖掘声更大。我用手捂住耳朵,步行一段路来到门口。我不想明白莉莉对老男人的爱情,这是因为厖墓地门口停着一辆巴士车。我的爸爸在把着方向盘,他手遮住脸睡觉。只是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多年。自此以后,我无数次地碰到他把着方向盘,巴士车或行驶着,或停泊着。他死了,是为了不受干扰地开车,是为了在大街小巷里逃脱我和母亲的手掌,他就用不着躲避我们了。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昏倒死去的。我们摇动他,他的手臂晃动着,可马上就僵硬了。他的脸颊和骨头粘在一起了,他的额头像是用冷塑料薄膜做的,这种寒冷是人类不可能有的,也是人们无法忘记的。我不断地抚摸他的额头,翻开他那双神志糊涂的眼睛,让光线进入他的眼睛里,迫使他活下来。任何一个动作都有伤风化。我还拉扯着他,妈妈已经放弃了他,仿佛她从来没有拥有过他一样。他的跌倒向我们展示人们如何将救命搁置一旁,毫不顾忌地冷若冰霜。我和妈妈马上被撇下了。然后,大夫来了。他将爸爸放在长沙发上,问道:

 老先生在哪儿?

 我爷爷在他乡下弟弟那里,我说,那里没有电话,邮差也只是一星期来一次。我爷爷要到后天才过来。

 大夫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了“脑溢血”的字样,盖章签字后走了。他在门口说道:

 这怎么理解呢,您丈夫身体很好,但他的脑子就像一盏白炽灯一样熄灭了。

 那一杯水,是大夫要的,没有喝,放在桌子上,在冒气泡。跌倒的时候,爸爸拉住了椅子,扶手倒在了地上,座椅套上了椅套,那是一种红中带灰的锯齿形图案。妈妈将那杯水带到厨房间,踮起脚尖走路,越过肩头朝长沙发看去,仿佛她的丈夫在睡午觉似的。她没有泼出一滴水来。杯子放下来时,厨房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噪音。然后她回到了房间里,坐在刚才放着杯子的那张桌旁。这时候,在这个房间里,两个人不怎么灵活,一个人已经死去。这三个人自欺欺人了好长时间,他们用“我们”谈论自己,他们对一只喝水的杯子、一把椅子或者庭院里的一棵树说“我们的”

 自此以后,我在大街上遇到过爸爸,感觉就像当时在长沙发上那样陌生。不管在哪儿,我都能认出他来,在墓地前也是。“运输”这个词在国内所有的汽车上都能看得到。在所有的汽车上,台阶是弯曲的,挡泥板是锈迹斑斑的,车顶上布满了细如粉末的灰尘,这些汽车连续行驶半年,甚至更长时间。当我注视那些行人的时候,玻璃窗后面那些空的座椅扶手马上成了行人。那些雀斑也同样紧贴在这辆巴士车的挡风玻璃上,正如爸爸对那些炸裂的晒成红色和黄的昆虫所说的那样。那些女人穿着白色袜子和刺绣鞋子,那些男人板着脸孔、手持拐杖,他们都是莉莉的亲戚。她的父亲来自丘陵地区的一个山谷,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,这个时候那里李子树湛蓝湛蓝的,枝丫低垂着。司机必须等到莉莉被埋到地里。倘若墓地猫们关心莉莉的灵魂,他必须深更半夜带着他那些满脸倦容的农民开车到李子树那里去。

 当我上了女中,且住在那座小城我父母家里时,我喜欢晚上和我爸爸一起在空的巴士车里开最后一圈到停车库去。在半明半暗的大街上我们不用说什么话,汽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座椅、车门、把手、台阶,一切都松动了,但汽车还是没有摔碎。在多次旅行之后,爸爸每天晚上拧紧最至关紧要的螺丝,再去修理马达,为第二天出车做准备。到了最后一圈,他在拐角的地方鸣响喇叭的嘟嘟声,在红灯的时候穿越十字路口。每当碰到很仓促的场面,卡车在回避时灯光出现得太近,我们就会哈哈大笑起来。到了停车库,他让我在铁门口下车。我回家,他开车到停车场,还有事要做,过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家。

 有一天晚上,回家经过林荫大道,一只苍蝇飞到我的眼睛里。我在路灯下停住脚步,将眼皮翻下来,在睫边上抓住了苍蝇。然后我擤了下鼻涕。我爷爷从劳改营里学会了这个方法。我做得很到位,一擤鼻涕,苍蝇黏附在眼角处,我把苍蝇擦掉了。眼角在流泪,我需要手绢。这时,我才注意到,我的手提包掉在汽车里了。爸爸的脑子里只有他的马达,他没有看到我的手提包。我掉转头去。

 我从一侧向停车场走去,尽管对这儿的场地了然于,但摸黑就不行了。因此,我朝大楼方向走去,那儿阳台的楼梯旁边有一盏电灯亮着,是带花饰的有灯罩的那种。我很快就找到了那辆汽车,前轮旁边的草坪上放着两只空柳篮。副驾驶座上有一辫子在晃动。然后我看到了一张脸、一只鼻子和一只脖子。我的爸爸在亲吻那只脖子,女人坐在他身上。她抬起头来,如同要把脖子伸到车顶上去似的。她的背弓成了枝条。我认识这个女人,她和我一起上过学,她是另一个班上的。她和我同龄。我上女中的最后三年,她在集市上卖菜。她的辫子来回敲击着,直至爸爸将她的嘴到他的嘴上。我真想一阵风一样溜走,可同时又想看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一群蚊子像一块有眼的布,在那盏有灯罩的电灯周围旋转不停。那棵白杨树,当高耸至屋顶边缘时,它是一棵树;而在屋檐水槽将灯光截断的屋顶边缘上面,它就像是一座黑色钟楼,在晃动并发出沙沙作响声。可是蟋蟀的声音更大,从草地一直到空中,以至于我只看到爸爸在张开嘴巴,可就是听不到声音。我不知道,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儿的,这种罪恶将持续多久。我想准时回家,在恰如其分的时间内先于他赶回家中。在大楼后面的篱笆里有一个眼,这是一条捷径。

 大街上,林荫大道边的楼房隐没在灯火中。大的树干用石灰粉刷过,在微光中摇曳不停,我不用马上就走吧。在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之后,我却在树林之间害怕起黑夜来了。此外,我知道的是,在显眼的白天,在墓地的儿童区,那些白色墓碑在太阳下,和那些被粉刷过的树干夜里在月光下,同样摇曳不停。因为面包厂后面的墓地里躺着那个制作泥土蛇的男孩。如果那些狗正处在发情期,不适合孩子们在外面闲逛,那么他的墓碑和夜里的林荫大道一样会烂醉如泥。他周围的那些墓碑在摇摆着,尤其是墓碑上的照片,照片上的孩子嘴里含着橡皮xx头,手里拿着布质动物玩具。这个拥有最大墓碑的男孩坐在雪人的脖子上。

 在我出世前,我父母亲有过一个儿子,他笑起来身上发青。他算不上真正的儿子,受洗前就去世了。两年后,我父母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他的坟墓。直到我八岁那一年,在有轨电车上,一个膝盖擦破了的男孩坐在我们前面,我妈妈在我耳旁低语道:

 如果你哥还活着,就不会有你了。

 那个男孩嘴里含着一块鸭子糖,那块糖在他的嘴里含进含出。那些房子在玻璃窗后面走了样地向前。我,取代了我哥,坐在有轨电车我母亲旁边一张滚烫的绿颜色木凳上。  m.wUguI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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